与传统低价倾销不同的是，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低价倾销除了针对自营商品或服务，还可能通过补贴等形式促使平台内经营者将商品或服务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

另一方面，采用定额罚作为补充，可以有效阻断比例罚存在的畸轻情形。《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的修订，应当在价格法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回应价格违法行为监管的实践需求。

(32)仅通过市场方法或民事诉讼救济渠道无法有效地维护消费者利益，政府具有介入的必要。(27)参见前引(26)，叶卫平文。(40)参见前引(37)，张红文。四是中介机构具有不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明码标价不规范、价格串通、哄抬价格、价格欺诈等不正当价格行为。但监管应当注重有限和有效，不能让政府的帮助之手变成掠夺之手。

方式要件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体现了低价倾销的本质特征。一是部分自然资源特许经营部门依托行政权力或垄断性地位，利用公共资源，将重要公用事业和公益性服务项目设立为收费项目，或者对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垄断性、公益性服务擅自设立高收费标准。又对标于社会权的福利性标准，提高了给付义务的实现程度。

世界各国的社会权保障体系几乎都涵盖了这三个方面，这是因为教育、劳动和弱势群体保障对于促进机会平等尤为重要。另外一种可能的思路是，将社会权的基本权利属性争议暂时搁置，转而扩大对人权条款兜底范围的解释，认为该条款不仅是基本权利的兜底性规定，更是人权的兜底性规定。虽然社会权与给付义务功能都强调社会法治国理念下的国家积极作为义务，但二者在再主观化的条件、适用对象、实现程度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本质作用并不相同，社会权无法取代给付义务成为基本权利功能。郑贤君：论宪法社会基本权的分类与构成，《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第3页。

序言和总纲中的相关规定虽不是社会权的直接依据，但对于正确理解社会权条款，以及不断落实和完善社会权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不宜将社会权理解为与自由权相对的基本权利类型。

(11)新中国成立后，除1975年宪法外的各部宪法均规定了若干社会权条款，这些条款历经数次制宪和修宪，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条件下逐渐发展完善，最终汇集形成了现行宪法中的社会权相关内容。以科研自由为例，《宪法》第47条第1句明确规定了公民享有科研自由，从事某些对科研设备等物质条件要求较高的科研活动往往离不开国家的帮助，科研自由主体几乎无法自主获得科研活动所需的所有物质条件，这属于典型的基本权利给付义务功能的触发条件。国家对宪法社会权根本不存在消极义务，更不存在个人要求免于国家侵害其社会权的请求权。在社会法治国的理念下，基本权利功能理论的发展使得传统的自由权也需要国家积极作为以促成其实现。

然而，这种观点的逻辑起点本身就存在争议，社会权与自由权存在本质区别，基本权利功能理论虽然已经较为成熟，但并不是可以简单套用于任何对象的万能公式。针对上述社会权研究中的关键问题，本文将在阐明宪法社会权内涵和作用的基础上，详细分析社会权与权利的联系和区别，论证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不能套用于社会权的原因，并进一步阐明宪法社会权的性质，厘清社会权与基本权利给付义务功能的界分。(19)Vgl.Hans Peter Bull,Die Staatsaufgaben nach dem Grundgesetz,2.Aufl.,1977,S.46. (20)该观点可参见潘荣伟，见前注①，第29页。正因如此，宪法私有财产条款规定在总纲部分，紧随公共财产条款之后，其前后的数个条款都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规定。

社会权体现的是个人面对国家的纯粹积极地位，与消极地位完全无关。然而，消极和积极只是一项自由权在功能上的两种面向，而非两种权利类型，如果将一项自由权拆解为消极的自由权和积极的自由权，并将消极的归于自由权类别，积极的归于社会权类别，那么支持自由权—社会权二分法将导致同一项基本权利时而属于自由权，时而属于社会权，这种理解本身就挑战了自由权—社会权二分法的分类逻辑，造成基本权利分类与基本权利功能分类的混淆。

(43)参见李忠夏：大学招生名额案，载张翔主编：《德国宪法案例选释(第1辑)：基本权利总论》，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02-103页。⑩参见聂鑫：‘刚柔相济：近代中国制宪史上的社会权规定，《政法论坛》2016年第4期，第55-56页。

从个人权利角度而言，发生了从强调个人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到强调个人与国家互动的社会性的转变，在传统的消极自由权之外蕴生出了要求国家积极作为的社会权。第二种情况是与宪法规定的社会权的福利保障方向相同，只是福利程度有所降低，如调低现有的最低生活保障金额度。第一种情况是与宪法规定的社会权目标背道而驰，此类国家行为必然不能为宪法所容忍，公民可以请求改变这些与宪法规定相违背的国家行为。这一支持原始给付请求权的条件，其合理性在于，如果基本权利完全无法实现，则必然触及人的尊严，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看似属于积极地位的给付义务，实则成了保障消极地位的必然条件。(一)可否再主观化的差异 基本权利的给付义务功能所对应的公民给付请求权又可分为原始给付请求权与派生给付请求权。关于第一代人权与第二代人权的论述，可参见许崇德：《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2-153页。

⑨参见谢立斌：宪法社会权的体系性保障——以中德比较为视角，《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第60页。社会权的意义是用后天的国家给付去弥补既存的个人差异，然而国家的这种努力只能尽量减少不同群体实现自由的机会不平等，而不可能完全消除机会不平等。

(26)基本权利使国家负有积极义务是其作为客观价值秩序的性质所决定的。因此，我国宪法社会权应专指《宪法》第42条至第46条所明确规定的几项内容，即劳动权、休息权、退休人员生活保障权、弱势群体的物质帮助权和受教育权。

(29)如：有学者认为作为社会权的受教育权同样具有免于国家侵犯的防御权面向，参见陈国栋：作为社会权的受教育权——以高等教育领域为论域，《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75页。不同于给付义务重点关注基本权利可否实现，社会权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基本权利如何平等地实现。

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权在我国的制度基础，序言中的社会主义相关内容对准确理解社会权内涵具有重要意义。最为经常出现此类理解误区的社会权是劳动权和受教育权。社会权则是宪法在尊重和保障这些权利的基础上，额外为国家设定了促进这些权利平等实现的任务。个人应享有的福利待遇是具体的、确定的，只能依据法律的规则性规范导出。

序言中的社会性内容主要体现为对社会主义的阐述和宣示。然而多年来，社会权在宪法理论体系中的性质和地位却并未形成通说。

(34)被告人的辩护权规定在人民法院一节，与法院审理案件的公开原则规定在同一条款之中，具有紧密的逻辑关联。当国家所追求的共同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重合时，只有国家承认这种利益的一致性，才会赋予个人要求国家行动的请求权。

在总纲部分，第1条即确定了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采取了比序言中社会主义更为显性的表达方式。(22)国家保障劳动权实质上涉及对上述多项权利的保障。

郑贤君，见前注①，第3页。个人自然可依据平等权提出分享使用既有给付制度的请求权，分享权的请求权并不属于给付义务功能再主观化要讨论的范畴。廖丹：宪法中住宅概念之研究，《法学评论》2011年第2期，第28页。作为国家任务的宪法社会权，在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对立法者提出要求

（四）关于免罚清单的内容设计 1.负面清单文本模式 免罚清单作为一种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在今后的行政执法实践中将会越来越广，正面列举往往无法穷尽所有免罚事项，容易挂一漏万。我们不需要人为地选择免罚清单的适用范围，在目前基础上拓展免罚清单的适用领域应当作为免罚清单制度发展的一个方向。

因此，免罚清单的规范行文可以采用负面清单列举，这样大大拓展了免罚清单适用的领域，又给执法者留了适度的空间，同时避免了一些关键领域不适当的免罚。可以首先由《行政处罚法》确立了免罚清单基本概念和制定原则的情形下，再由国务院制定行政处罚法实施细则或者实施条例对免罚清单作出规定。

还有一类是仅将中央层级的立法作为清单依据。免罚一旦偏离了行政处罚对违法行为人制裁的目的，或者偏离了维护社会正当秩序的目的，或者偏离了对其他社会主体警示的目的，纵容违法行为的嫌疑非常明显。